孙先生, 39岁,浙江义乌上杨村村主任,17岁时就外出做企业。作为杨力制笔厂的厂长,在2002年参加村主任“海选”时,孙先生许诺为村民做三大事:捐献10万元作为村里的福利基金,在任三年的工资捐献给老年协会,诚心诚意地为村民办实事。他当上村主任后,村里在三个方面得到了明显改善:一是办厂的企业明显增多了,二是增强了制笔这一块的国际外贸,三是各方面条件改善了。而孙先生任期要实现的目标则是要把村制笔这一块建设成为龙头企业,建立一个工业园区。

在谈及参政动机时他说到，一是图村主任这个权力,认为有了这个权力就可以改善村里的交通、医疗等困难。二是图个名望。三是图这个(村主任)职位。孙先生用选票改写了“道德”权威占据“村政”舞台的历史,代之以经济能人执掌“村政”。

政信投资集团相关人士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表示，像孙先生这样的 “城归”精英成为村官的例子比比皆是，已经成为乡村政治中的一种潮流和现象。同时，政信投资集团相关人士表示，PPP促进会鼓励“城归”精英返乡创业，包括管理村政相关事宜。PPP促进会愿意给“城归”精英反乡创造便捷条件，并为之服务。

政信投资集团相关人士分析说，从“城归”精英自身而言,他们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和个人能力使得他们有条件过问政治。由于他们的特殊经历,一般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头脑较灵活,有一定的经营管理经验和致富门路。他们或由于乡土情结的牵引,或出于理想主义取向,或为了实现个人政治抱负,当然也不排除可能因为在城市中缺乏他们这种“底层精英”地位上升渠道而返村,并成功利用自身在城市生活中的资源积累参政。

作为从城市中归来的精英而积极活跃于城乡之间,“城归”精英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经济活力也能很快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并希望其在农村基层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事实表明,那种只会机械地执行乡镇指示的农村干部已不适应新时期的要求,乡村社会需要能带领农民迅速富裕起来的村庄领头人。而要带领群众致富,首先要求这些人自身有致富的能力和素质,而非政治标准的至上取向。

同时,“城归”精英身上所具有的一定的“现代性”特征及其个人致富的经历,也深获村民的价值认同。“不管一个人怎样愚蠢,有一件事他知道得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就是鞋子在什么地方夹痛自己的脚。”作为理性的行动者,村民期待着闯荡过市场并获得成功的具有超凡经济能力的人带领他们发财致富。1998年的问卷统计表明,大多数村民把“能带领全村人致富”放在了村主任选择的第一位。村民对于“城归”精英参与村政是持支持态度的。上述这些变化均悄无声息地改变了农村社会公共权力的社会基础,衍生了“城归”精英走上村庄权力舞台的潜在支持力量。加上实行村民自治，由村民自己民主选举村委会,更为“城归”精英在竞争性村级选举中,取代村庄那种只会机械执行乡镇指示的传统政治精英进入农村社区公共权力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核心人物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

政信投资集团相关人士认为，“城归”精英多年在外工作的经历,使他们较为了解外部市场环境与村庄比较优势。他们与外部建立起多种重要的有用的网络渠道,可以通过内外运作使村庄在现有体制和市场环境下参与更大范围的事务和竞争。同时,他们在村庄内是经济强人且执掌着村庄主要权力,以此为基础,他们可以利用自身的致富经验和村庄中的资金、村庄社区凝聚力等迅速控制实现某一目标的资源来推动村庄的发展。此外,“城归”精英这种“先流动出去打工,再打道回府创业”的经历无疑对那些同样在外拼搏的村庄外出成员具有一定的感召力,他们可以有效利用业缘、地缘等关系拉动这些外出人员共同回村投资创业,从而加快以“民工潮”带出“创业潮”、“开发潮”、“建城潮”,形成所谓“一潮带三潮”的“四潮并涌”新局面。

除此而外,“城归”精英参政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农村城市化进程。“城归”精英具有更多的城市化冲动。他们走出了封闭的乡土社会,突破了狭隘的乡土意识,接触并熟悉了城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且深受其影响。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社会的分化与整合,乃是社会结构不断由同质趋于异质,又由异质在更高层次上融入同质的循环往复的变迁过程。在目前,这些“城归”精英自身的城市生活经历就已为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做了有益的准备,加之进入村庄政治舞台中心后,将他们的再社会化波及他们的家人、乡亲和后代,其影响力更大、影响面更广。毋庸讳言,在城市化的各种体制障碍一时难以消除的背景下,这种方式也有其独特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