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2010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9.68%，至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到63.89%。城市化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形态，和工业化似乎是一对“孪生子”，它们就像两个车轮，承载着人类社会滚滚向前发展。城市化意味着人口的流动，意味着民生的需求。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完成城市化的今天，中国在本世纪才真正开始追赶，伴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二三百年的城市化进程，而政信投资就是是城市化建设的中坚力量，促进城市现代化快速发展。

 

 

政府信用是最高的社会信用

 

政信是指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治理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与各利益相关方之间形成的信任关系和社会经济关系。政府在国家治理中居于特殊地位和广泛影响，因而政信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政信是最大的信用，具有公共性、规则性、责任性和示范性的特征，政信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其示范性，更在于它是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的维持手段和救济手段，政府失信或信用不足都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

 

政信金融是信用经济的组成部分，是政府为了履职践约、兑现承诺而开展的所有投融资活动。政信金融的实践形式主要包括政府债券、金融机构贷款、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政府投资基金、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信托、开发性金融等。

 

地方债是政信金融多种类型中最常见的一种，地方债则是以地方政府(一般是省级或市县级政府)的信用发行债券。政信金融活动在严格的监管政策下规范发展之路。

 

 

城投公司是政信关系以及政信活动的重要载体。我国旧《预算法》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融资，但背负基础设施建设重任的地方政府必然有资金融资需求。因此，城投公司作为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应运而生。

 

传统基建促进城镇化建设

 

2008年，我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出了4万亿计划，鼓励地方设立城投公司，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城投公司得到快速发展。2014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明确政府和企业责任，划清了地方政府债务界线，政府不再为城投公司提供担保。但是，目前市场上城投公司普遍与政府仍是一种强关联关系，城投公司的信用很大程度取决于当地政府给予的财政支持力度。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完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创造良好的经济生态环境，势必要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建设，供电、供水、燃气等公用设施改造，产业园区建设、土木工程等。同时，棚户区改造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一环，是关乎民生福祉的大事，是改善群众居住环境的一项民生工程和重点工作。2018年以前，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展开，城镇化率不断提升，基建项目(行业内称作老基建)不断实施。政信资金参与其中，丰富了资金来源，改善了民生环境，促进了城市的快速发展。

 

2018年8月，财政部发布《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72号)(以下称72号文)，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应当会同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主管部门，加快专项债券发行前期准备工作，项目准备成熟一批发行一批。地方政府利用这些新增债券融资主要用于公路、水利建设、学校建设、环境保护、土地储备、棚户区改造等基建项目。

 

从投资结构来看，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的新型基建占比明显提升，交通运输仓储保持平稳，能源供应业投资占比回落。我国中西部农村等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是经济民生的重要“短板”之一。这一时期，地方专项债投向基建，补“短板”以及新型基建占比上升。

 

新基建“崛起”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端之年，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政府引导政信资金投向新基建基础设施。今年9月22日，国常会审议通过“十四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要求推进建设以信息网络为基础、技术创新为驱动的新型基础设施。新基建基础设施将成为政信投资的主要领域。

 

 

根据全国各省份上报的“十四五”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规划，新基建投资规模将达到30-40万亿元，需要包括央企、地方国企和民企等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到新基建的投融资、建设和管理运营中。“十四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指出，鼓励多元投入、推进开放合作。支持民营和境外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运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形成政府财政和社会资本互为补充的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

 

稳定可持续的收益是社会资本投资的关键因素。政信金融通过应收账款和订单融资、实体仓储和票据融资、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等方式，降低项目的投资风险。社会资本以政企合作的模式参与新基建，发挥专业专注的优势，有利于快速推进商用化，实现经济效益，从而提高投资回报率，从而实现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