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我国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报告显示,2019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长率为6.3%,在全球经济趋弱、国际贸易纷争不断、国内长期积累一些结构性矛盾凸显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稳中有进,维持在全球GDP平均增速的两倍以上,这个成绩来之不易。

 

对此,坊间也有各种解读与分析。有人认为单纯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导致中国政府负债高,逐渐累积信用风险与债务风险,长此以往会形成经济增长的隐患。政信投资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何晓宇教授表示,事实上恰恰相反,对比多国经济数据,中国政府的杠杆率并不高,他对全年经济增长数据保持积极乐观的预期。

 

在何教授带领下,政信投资集团政信金融研究团队对我国政府部门杠杆率进行专题研究并发表了分析报告:

 

“我国的GDP已经赶美超日,但政府部门杠杆率远未有美日之高。”

 

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是衡量一国债务的轻重指标之一。2018年我国全年的GDP总量为90万亿元,同期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8.39万亿元;如果再加上中央政府债务余额14.96万亿元,我国政府债务余额占全年GDP的比重仅为37%。

 

“以前有句老话叫‘赶美超英’,现在我国的GDP已经‘赶美超日’,但政府部门杠杆率远没有美日那么高”, 何教授说。报告显示,美国2018年的GDP是20.46万亿美元,同期政府总债务超过24.56万亿美元,负债率是GDP的120%。更有权威智库预测2028年联邦政府的债务率可能会翻倍!

 

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238%,也是目前唯一债务占比超过GDP两倍的国家。这主要是日本政府多年来一直是入不敷出,财政赤字严重,此外,再加上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等,日本债务更是不断“膨胀”。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从这些数据就可以看出,持“隐患论者”无疑是过于夸大了。

 

“这个杠杆率水平,在全球都是在低位中控制得相当好的。”

 

 

对比中国、美国、日本、欧元区、英国、印度,到2018年6月末,政府杠杆率从高到低依次日本、美国、欧元区、英国、印度、中国。可得出中国政府杠杆率是5者中最低的,事实上,过于十余年来,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都远低于多数发达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都是低位中控制得相当好的”,何教授一语中的。

 

政信投资集团政信金融研究团队的研究指出,过去几年,中国政府投资力度较大,负债率上升较快,确实积累了一些风险。如今中国通过供给侧改革等各类方式去杠杆,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从省级层面来看,江苏、浙江等东部省份负债绝对规模较高,但相对负债率较低,总体风险可控。贵州、青海等西部省份债务量较大,但总体风险仍然可控。其中不确定性风险来自于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目前中央有关部门已经出台各类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文件,包含对隐性债务摸底、化解等内容。随着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逐步显性化,风险也逐渐可控。并且我国政府财力雄厚,地方政府有充分的方法和能力来化解债务问题。

 

“中国政府资产雄厚,债务化解方式多样,具有更强的经济韧性和弹性。”

 

在减税降费、去杠杆、调结构的大环境下,2019年上半年GDP增长率为6.3%,说明中国经济韧性足,加上我国国有资产数额庞大,政策对相关资源的腾挪空间较大,风险更加可控,对负债也有充足的化解能力。美国和日本政府所拥有的资产规模远不如我国政府,除了国企部门资产,我国政府还拥有大量行政性资产、土地和自然资源,因此我国政府更具备加杠杆的承受力。作为我国经济主体力量的国有企业也呈现健康、良好的发展态势。

 

根据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928640.9亿元,同比增长8.8%;负债总额1243637.8亿元,同比增长8.5%;所有者权益合计685003.1亿元,同比增长9.3%。今年前5个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13929亿元,同比增长8.7%。这些数据都远高于整体GDP增速,显示出国有经济作为主导力量强劲雄浑的牵引动力。

 

对此,何教授总结,“中国政府资产雄厚,债务化解方式多样,具有更强的经济韧性和弹性”。

 

对于地方债化解问题,他指出我国政府已有充足的准备:

 

第一,2015年之后,中央政府大力规范地方债务,债务逐渐显性化,成效显著,风险可控。从2015年开始,地方政府融资唯一合法途径只有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我国将地方债发行权集中在省级政府或者计划单列市手中,充分考量财政承受能力,偿付更有保障。而且发债要向财政部申报、备案,接受监督。

 

第二,地方债可以滚动发行,尤其是可以在银行柜台销售,为政府融资提供方便。实际上,政府杠杆可以不断借新还旧,短期内可以缓解增长压力。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日渐火爆的政信金融可以帮助地方政府化解部分债务问题,缓释经济系统性风险,实现平稳着陆。政信金融作为地方政府合法的融资工具和手段,配合中央政府的财政、货币、产业和土地等宏观调控政策,通过地方政府债券、产业投资基金、资产证券化、保理和租赁、定向融资计划等工具获得资金,能够直接降低和控制地方政府本身的债务率和杠杆率。

 

目前,在地方隐性债务化解方面,地方政府已经尝试出了:1、镇江模式——政策性银行介入+债务重组;2、山西模式——行业整合+平台化债;3、海口模式——严控规模+消化存量;4、陕西模式——规范平台运作+聚焦公益类国企;5、湖南模式——区域平台整合+严控项目融资。

 

2008年次贷危机以后,全球都在借钱,发达国家借钱消费,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借钱生产和投资。受到规范管理与科学规划的可控性良性债务,配合经济上行周期与发展增速,其回报远高于利息,其实是“稳赢“的投资和良性资产。在当前全球经济不乐观的情况下,中国通过调结构、稳投资、稳增长等方式,有能力通过自身信用建设,来帮助中国经济平稳增长。总体来看,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政府债务总额可控,政府杠杆率相对较低,风险较小,我们有理由对未来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文章主要内容来源:金融界 以下是原文链接:

 

http://life.jrj.com.cn/2019/08/1510382798039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