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中国政信发展论坛上，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把扩大内需与优化营商环境搞上去，政府信用建设就会上一个新的台阶，并由此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进程。

改革开放40年，是政府不断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的过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的过程。近日在由中央财经大学主办、中央财经大学政信研究院承办、政信投资集团协办的第一届“中国政信发展论坛”上，迟福林表示，这个过程既是政府有效发挥作用的过程，也是政府信用建设的过程。迟福林在会议上对政府信用从三大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

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的改革实践

改革开放40年来，以解决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的改革实践，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经济活力，使我国在走向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了历史性变化：

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后期的历史性跨越。这个历史性跨越，重要的是承认并发挥市场的作用，尤其是发挥民营经济的作用。改革开放40年，民营企业对国家税收贡献超过50%，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均超过60%，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过70%，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贡献达到90%。

从短缺经济社会到消费新时代的历史性提升。改革开放之初，应该说在消费领域几乎什么都缺。今天，老百姓不仅生存型消费得到满足，而且正在向服务型消费过渡。这样的提升过程是怎么实现的?就是从承认市场、放开市场、发挥市场作用开始的。改革开放之初，之所以很快解决了“吃饭”问题，就是由于广大农民有了自主权。例如，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1979年1年的粮食总量相当于过去15年粮食总量的总和。

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我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逐步探索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由此走出一条以扩大开放倒逼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的路子。

以扩大内需为重要目标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当前，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挑战，我国最大的优势、最大的本钱在于巨大的内需市场。

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正处在历史关节点。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消费结构变化都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适应工业化后期的发展大趋势，推动以服务业为重点的产业发展，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重点的服务型经济体系，将推进经济发展上一个新台阶。

当前应该加快消费结构变革，逐步提升全社会服务型消费的比重。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服务型消费比重的提升处在历史关节点。以药品为例，适应国内健康医疗加快发展的大趋势，尽快放开部分药品市场，不仅能够适应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大趋势，更能够适应老百姓对健康医疗的迫切需求。

目前城乡融合至少蕴藏着数十万亿元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当前，城乡结构正处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相融合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把新型城镇化与乡村融合统一起来，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处在历史的关节点。

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蕴含着巨大的内需潜力。比如我国服务业占比至少还有20个百分点左右的提升空间，这蕴藏着数十万亿元的消费需求。当前，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6.6万亿元，估计到2020年有可能达到45万亿-50万亿元人民币。更重要的是消费结构的变化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例如，文化、教育、健康、医疗、旅游等为重点的服务型消费。现在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大约为40%-45%，农村居民大约为30%左右。如果未来5至10年，13亿人的服务型消费占比接近或达到50%左右，将产生数十万亿的消费需求，这将明显改善供给结构，将进一步拉动全球消费市场。

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当前，我国服务业发展不适应实体经济发展，不适应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需求，也不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重要原因在于体制机制，比如研发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为此，需要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当前，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重要的是以扩大内需为重要目标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如果真的能够把内需做好了，我国就有条件打赢这场贸易战，就能够保持未来10年、20年的可持续增长。在我看来，应对中美贸易摩擦，长期影响大于短期影响、间接影响大于直接影响、多边影响大于单边影响。这是个重大的战略性课题。我们只有作出符合自己实际需求的战略性选择，充分发挥自己的内需潜力，才能在经济全球化中把握主动，有效应对内外的挑战。

以优化营商环境为重点加强政府信用建设

扩大内需，关键在于优化营商环境。在国内国际市场直接融合的背景下，资本可以选择到国外，也可以选择在国内。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好的营商环境，资本就会流出。为此，要努力打造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扩大内需，发展实体经济，重在大幅降低企业成本，尤其是税收成本与制度性交易成本。应当承认，我国在经济转型时期，无论是税收成本，还是制度性交易成本，都处于较高水平，这对经济转型升级、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会造成某些不利影响，甚至是比较严重的影响。为此，创造良好营商环境，重点任务就是要明显降低企业的税收成本与制度性交易成本。

“实现产权保护的制度化、法治化。”迟福林表示，如果没有这一条，社会资本就很难稳定预期。应该说，在这个方面我们仍然面临着多方面的矛盾与挑战。

迟福林建议形成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他表示，如果没有体制机制上的突破，就很难使创新成为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总结为三句话：“把门打开，把市场搞活，把激励搞对”。为什么在科研领域创新做的还不够，甚至有些方面还比较滞后?核心是把人的激励机制搞对。所以，改革教育体制、科研体制，是发挥创新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第一推动力作用的关键所在。

迟福林还认为，要加快形成服务型经济，在经济全球化中赢得主动，重点之一是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目前，工业领域的市场已经基本放开，但服务领域的行政垄断、市场垄断还比较突出，由此制约了服务业发展，制约了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贸易的发展。据统计，2016年，全球服务贸易占比为23.8%，而2017年我国服务贸易占比仅为14.5%，与全球平均水平相差近10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服务业市场开放滞后直接相关。

迟福林强调，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政府信用建设的基础。我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面临着各种经济社会矛盾。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把扩大内需与优化营商环境搞上去，政府信用建设就会上一个新的台阶，并由此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进程，有效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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